同道相契，斯文在兹

■聂晓阳

清明假期，在运城停了半日，应老友、书法家老凹（卫牢娃）先生之约，参与了“河东八友”的一场聚会。

多年前在永济挂职时，我就听人提起过“八友”名号。这次真正坐下来相处了解，才意识到这一群体的可贵。他们并不依附于其他正式组织，没有章程，也没有固定安排。彼此间的联系，更像是一种慢慢形成的默契：谁有新作，便拿出来相互看一看、评一评；谁遇到困惑，就在饭桌或茶间反复聊一聊。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轨道，保持着一种不紧不慢的往来：不算密集，却从未中断；不刻意安排，却始终在场。内部建立起审美判断与人格认同之上的默契，大致知道彼此的取向和边界，交流因此不至于流于应酬，也无需借助外在规则来维系。

“河东八友”，按年龄长幼，分别为张英俊、谢良虎、卫牢娃、赵玉汉、潘和平、杨明珠、仇官有、杨琦。他们在不同岗位，有人从政，有人从事群众文化或教育工作。前后算来，已经十余年了。

众人席间谈工作，也谈身体，再到各自正在写什么、画什么，偶尔也会提到展览与外界评价。说到身体，也不只是寒暄，而是与创作隐约相关——精力、耐性、视力，甚至握笔的稳定度，等等。

饭后我们步行到张英俊先生的画室。张先生已年过八旬，走路依然稳健而自在。他的画室里，新旧作品并置，案头几本书籍摊开，角落里堆着未装裱的画卷。

茶水续了几轮，话题自然转入书画见解。

张英俊先生说起自己的经历。他少年家境清贫，学业一度中断，但靠着后来的苦读，一点点把基础补了回来。长期从事文博工作，使他得以系统接触中国传统文化——从器物到文献，从历史脉络到精神内核。这种长期浸润，慢慢沉淀为他的文化底色，也成为其艺术实践的重要支撑。他提到“绘事后素”，强调内心的澄明与充实，最终会体现在作品的气象之中。

谢良虎先生说自己的艺术起点，来自中国民间美术的坚实土壤。早年接触剪纸、花馍、年节对联，这些带着生活温度的经验，构成了他对“美”的最初理解。他强调“物情物意”，认为物象只是媒介，关键在于承载情感与趣味。他将中国戏曲绘画等传统艺术的核心概括为“写意”，强调对物象加以转化超越，使之进入更有精神意味的表达层面。

老凹先生谈书法，并不从技法细部展开，而是把问题落在“人”本身：人品与学养，决定作品的上限。在他看来，笔墨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人的精神、气质与见识的外在显现。他提到黄庭坚“学问文章之气发于笔墨之间”，也说到林散之晚年的体会，认为书法终究不是“写”出来的，而是在长期修养中慢慢“养”出来的——“写字者，写志也”。

赵玉汉先生早年从事音乐、戏剧及群众文化工作，这段经历，使他对节奏、结构以及整体气息有着敏锐感受。这种跨门类的经验，为他后来转向书法并长期“临池不辍”提供了基础，使其在处理章法与行气时，往往更强调整体的节律，而不止停留在笔画层面。

潘和平先生长期在政务体系中工作，对社会运行有着切身的理解。在事务繁忙之中，他始终保持对笔墨的持续投入，使书法成为其维系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。

杨明珠先生的书法实践，建立在对传统书学体系的整体理解之上。他将书法视为连接文学、美学乃至人格修养的一条路径，强调“学养滋养书法”，认为基础无法速成，只能在时间中慢慢生成。他用“土肥与化肥”作比喻，指出速成虽见效快，却难以持久，同时强调“临是临他人的，写是写自己的”，主张在传统法度与个体表达之间找到平衡。

仇官有先生强调进入系统性的法帖学习，以“二王”以及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欧阳询、赵孟頫为基本路径，通过不断深入经典，建立对书法整体结构的理解。他提出“书法要实实在在地写”，将笔法视为核心，并通过对起笔、行笔、收笔的整体把握，使技法转化为节奏与气息的统一。

在艺术观念上，杨琦先生更强调“内在蒙养”。他认为书画的根本，在于人的整体修养，而非单一技巧，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应当保持警惕。他同时将艺术视为一种公共事务，强调责任与协作，在个体修行与群体发展之间，力求形成相互支撑。

八个人，路径各异，起点不同，所处环境也不相同。但细聊下来，在一些更深层的判断上，他们却是相通的：更看重根基，而不是形式；更相信时间，而不是速度；也更在意内在修养，而非外在呈现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些，这个看似松散的群体，才维持着某种内在的一致。

我想，在什么都讲究“快”和“有用”的今天，还有这样几个人，用十多年的时间，慢慢养出一种不必多言的默契。不喧哗，也不急于求成，只是偶尔聚一聚，看看彼此的新作，说几句笔墨，然后各自回去，继续写，继续画。

这大概就是“同道相契”最朴素和最美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