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东盐池的崇宁往事

河东盐池位于运城市中心城区南侧，北靠钟灵毓秀的七里岗、四十里岗，南倚巍峨苍翠的中条山，东望涑水瑶台，西眺黄河古渡，安邑拱卫，关庙竦峙，六城保障，两海汤汤。湖面烟波浩淼，一碧万顷，芦苇湿地环绕，水禽候鸟群聚。其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，东西长20至35公里，南北宽3至5公里，周长约60公里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，大小相当于20个杭州西湖。湖面海拔320米左右，最大水深6米左右。它是山西省面积最大的湖泊，也是世界上著名的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，与美国的犹他州大盐湖、俄罗斯西伯利亚库楚克盐湖齐名。

这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湖泊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河东盐池谓之解盬。今池东西七十里，南北十七里。紫色澄渟，潭而不流。水出石盐，自然印成。朝取夕复，终无减损。”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载：“解州盐池方百二十里。久雨，四山之水悉注其中，未尝溢，大旱，未尝涸。卤色正赤，在阪泉之下。”宋人王禹偁诗《盐池十八韵》有“极望似江沱，漫漫起素波。两池泉不竭，万古利还多……涿鹿城虽近，蚩尤血若何。有时红烂漫，是处白嵯峨”等句，歌颂盐池的美丽和神奇。

运城盐湖蕴藏着极其丰饶的资源，除品质上乘的颗盐和芒硝外，还有大量的硫酸镁、硫酸钙，富集了钾、溴、硼、锶、锂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稀有分散元素，素有“万宝湖”之称。据统计，上世纪80年代，运城盐湖有无水芒硝结晶畦953.93万平方米，年产无水芒硝150万吨，有原盐结晶畦245.25万平方米，年产原盐3万吨，平均盐板厚度达2米，部分厚度可达4米，有卤井77眼，盐类总含量超过8374万吨。

河东盐池有着十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。据统计，共有各种鸟类约205种，其中包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如大鸨、火烈鸟、卷羽鹈鹕、黄胸鹀等；生长有盐生、水生、耐盐植物等30余种；含有藻类及其他微生物多达222种。

河东盐池的含盐度为32%，是普通海水的8倍以上，人在水中可以漂浮，类似于中东的死海，被誉为“中国死海”。它还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，其湖水中的杜氏盐藻和卤虫，在不同盐度和不同季节的光照差异下繁殖，能够呈现出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等斑斓色块，形成罕见的“七彩盐湖”。

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无与伦比的声望，我们的“万宝湖”今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国家AAAA级景区。

盐池往事

食盐是生命的源泉，是维持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物质，谁拥有了盐池，谁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的财富和宝藏，谁也就拥有了天下。

据运城市的考古证明，我们的祖先早在5000多年前，就已经在食用河东盐池的自然结晶盐。

祖籍地永济市虞乡镇的唐代大政治家、大文学家柳宗元说“猗氏之盐，晋宝之大者也”（《晋问》）。柳侯所说的猗氏之盐，即解盐、潞盐、河东池盐。他认为河东盐池是财富盐池，不仅能调剂着军队的食用，而且能为国家征税纳贡。

河东盐池唾手可得的宝贵资源，成为早期先民们拼死争夺的重要目标。

4000多年前，黄帝与炎帝之间的“阪泉之战”，争夺的是河东盐池；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之间的“涿鹿（谐音‘浊卤’，比喻卤水浓度极高）之战”，争夺的还是河东盐池。“浊卤”之战，以炎黄部落获得全胜、蚩尤战败被分“解”，其部落被逐出中原而告终。从此，中华儿女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华夏文明在这里奠基演进。

进入尧、舜、禹时期，依托于河东盐池得天独厚的食盐资源，三位君主分别把自己的都城建立在盐池附近。“尧都平阳”距盐池约140公里，“舜都蒲阪”距盐池仅60公里，“禹都安邑”索性就定都于盐池的岸畔。他们的英明决策，为先民的生存提供了保障，为部落联盟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河东盐池是晋国境内独具优势的“国之大宝”，晋文公仿效齐桓公的“官山海”政策，聚集盐税，富国强兵，很快成为了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春秋霸主。

唐代，盐池的盐业生产，发明了“垦畦浇晒法”，颗盐产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盐池的盐税收入占全国盐税总额的四分之一。

宋代，盐池盐产量一度高达8250万斤，盐利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，占到大宋王朝国库收入的六分之一以上，高居全国之首。

明代，重新恢复“垦畦浇晒法”，颗盐产量再创历史新高。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，盐池实物盐课占到全国的25.2%，盐课折银占到全国的15.4%，盐利收入高达全国财政总收入之半。

清代，政府控制食盐专卖权。从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至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的185年期间，河东盐池为清政府征收的盐课银共增加了四倍。

数千年来，河东盐池一步一步推进着文明演进的步伐，始终以它的财富和它的宝藏，支撑着历代王朝，见证了几十个世纪的荣辱兴衰。

崇宁盛事

崇宁，是北宋徽宗皇帝赵佶朝的一个年号。崇宁之前，有一个年号叫“元符”。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是一个有灾害的年份。

《宋会要辑稿》载，“元符元年十一月一日，三省言：‘解州盐池为水冲注，盐数少损，民间阙用’”。又载，元符元年，“解池为水所浸，漫㳽百里，前后议者纷纷不一。今若治外水而堤防之，疏涑水河，濬姚暹渠，使不受外水，回蒲河水入罗寒坑，回五龙谷水入小池，则大池无外水滋入之患”。

《宋史》（卷一八一志一三四食货）载，元符元年，“俄以水坏池，听河中府解州小池盐、同华等州私土盐、阶州石盐、通远军岷州官井盐鬻于本路，而京东、河北盐亦通行焉”。

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《虞乡县志•艺文志》《金麻秉彝积仁侯昭佑庙记》碑载，“旧时国牒所传，前宋元符元年，吴阎村山鸣如雷，经月不息，村民大恐，莫知所措”。

但是，崇宁年号却似乎是个吉祥年号、大治年号。

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宋徽宗为巩固政权，下诏铸造钱币“崇宁通宝”，并以瘦金体御书“崇宁通宝”四字，铸于铜钱正面。

《九朝编年备要》载，崇宁二年（1103年），蔡京上奏章云：“畿甸诸处，旧解盐界也，今以东北盐充之，而解盐独行于陕西与河东，是以西钞多滞……乞立赏，禁人扇动钞法。”诏，从之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载，“崇宁二年十一月……官为积盐于解池，积钱在京榷货务，积盐钞于陕西沿边州郡。商人以物解至边入中，即请盐钞以归，径请盐于解池”。

崇宁三年（1104年），宋徽宗敕封关羽为“崇宁真君”，后世所建解州关帝庙主殿遂定名为“崇宁殿”。崇宁殿面阔七间，进深六间，重檐歇山顶。殿外围廊环绕26根蟠龙石柱，柱身浮雕飞龙高达3.87米，直径0.46米，数量为国内庙宇之冠。

元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《解盐司新修盐池神庙碑》载，“崇宁四年春，遣耀州观察使王仲千发丁夫，回山谷之泛滥，完堤防之圮缺，周池之壖，作护宝堤百馀里”。

《宋史》（卷一八一志一三四食货三）载，“崇宁元年，解州贾考南北团池修治畦眼，拍磨布种，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馀斤，州具以闻。初，解梁之东有大盐泽，绵亘百馀里，岁得亿万计。自元符元年，霖潦池坏，至是，乃议修复。四年，池成，凡开二千四百馀畦，百官皆贺。其役内侍王仲千实董之，仲千以额课敷溢为功”。

综上所述，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坏，至崇宁四年，盐池为水浸坏八年，始创开二千四百馀畦，积成盐宝。由此可见，崇宁年间，真正成为河东盐池史上的一段巅峰时期。

盐官故事

盐官王仲千，生卒年不详，宋代陕州（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）人，宦官世家。祖王继恩，父王怀珪，仲千为怀珪养子。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王仲千已入仕。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至大观三年（1109年）间，王仲千被皇帝任命为解盐司主政盐官。他主政时，组织人力，改善和修复了盐池周边的堤防体系，修成长达百馀里的“护宝堤”和外围堤堰，使盐产量在之后数年内年年增长。

在宋代，通过祭祀向神灵祈求庇佑行为，分外盛行。《宋史》（卷六）载，咸平元年（998年），“五月甲子，（真宗）幸大相国寺祈雨，升殿而雨”。又载，咸平四年（1001年），“二月丁巳，（真宗）幸大相国寺、上清宫祈雨，戊午，雨”。卷十七载，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“春正月，丙辰，久旱，（哲宗）幸相国寺祈雨。戊午，甘露降”。

盐官王仲千，不仅屡次焚香叩拜、祈祷解池池神，而且前往20公里外的河中府虞乡县吴阎村华神庙祈祷神灵，获得应验。华神庙有两通碑文记载这件事。

金大定九年（1169年）《积仁侯昭佑庙记》碑载，“崇宁中，宦官皇城使荣州团练使王仲千被命修复盐池，亲诣祈祷，累获感应，特为奏请，以答神庥。至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正月二十九日准，敕赐庙额曰‘昭佑庙’。至二年十二月四日，奉诰命封神曰‘积仁侯’”。

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《补修昭佑庙记》碑载，“前宋元符元年，尊神降此，运城盐院王仲千因神至灵，特为奏请，敕赐庙额曰‘昭佑庙’；又奉诰命，封神曰‘积仁侯’。河中属县及解梁诸郡每遇清明时节，士民云集，挂牲酾酒，以享以祀，鼓乐喧喧，声闻数舍，岁岁崇奉，至今不绝”。

《通鉴长编记事本末》载，王仲千因治理解池有功，宋徽宗对他有两道诏书特为褒奖。

第一道诏书发布于崇宁四年九月，此前王仲千奉派前往解池主持恢复盐业生产，“措置盐种”。诏书嘉奖其工作取得成效，并对其下属官员予以转升官资，赏赐绢帛。

第二道诏书发布于崇宁四年十一月，特命王仲千详细调查当时陕西路盐钞之事的严重问题，并制订改革方案。此诏又授权“仲千奉使陕西沿路，有目击兴利除害。监司、守臣不虔违法及未尽未便事，皆得具奏闻”。

大观中，王仲千在资州刺史、入内皇城使任上，又被任命为“提举陕西等路解盐”，因“错置协宜，克有成绩”，徽宗诏命，晋升他为“遥郡团练使”（《钦定四库全书·摛文堂集·卷六》）。

盐官王仲千治理解盐池的丰功伟绩，已然彪炳史册，刻石勒碑。这正是，一派生机荣大地，百般鼎盛奋人心。他那忠君爱民的高贵品德，确实应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薪火相传、永世不忘。

■杨兆民